记者了解到，地方政府是2016年杠杆上升最快的部门，其风险值得高度关注。我国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一直低于本级财政支出，地方财政赤字的弥补一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二靠地方基金收入中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近些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稳定地保持在40%左右，它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方政府主要的可支配财力。因此，房地产的状况对地方政府偿债能力非常关键。

　　关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再去讨论泡沫问题就显得太幼稚了，当前的要点是防止发生区域性风险事件。从“房子是给人住的”角度去思考，人口多少是决定区域房价能否“挺住”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将各地房价与当地人口指标做一比较。可以看到，以房价涨幅与外地户籍人口之比看，位于前列的均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省份，而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等东部地区，尽管房价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此指标却是最低的。这一状况说明，东部地区房价上涨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口向本地集聚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市场则主要还是取决于区域性因素。进一步用房价涨幅与人口涨幅之比来观察，其结论基本一致，只不过黑龙江、广西、吉林三省因为人口负增长而导致这一比值为负值。

　　居民部门也是迅速加杠杆的部门，其风险同样不容忽视。2016年居民部门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新增居民债务超过了新增储蓄，居民部门成为净融入资金部门。这一现象在2007年也曾经发生过，当时我国房地产市场也处于历史顶点。判断居民部门风险的一个指标是居民部门负债与劳动者报酬之比，2016年我国这一指标已经达到90%，大体相当于美国1994年的水平——似乎问题还不大。不过，美国居民部门有大量的财产性收入，而中国居民部门的财产收入微不足道。进一步从国民收入的部门间分配看，我国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只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60%，低于美国的70%。就个人间收入分配差距而言，我国基尼系数高达0.46，早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从存量资产分配看，全国120万高净值人群的可投资资产相当于全部可投资资产的近30%。所有这些关于收入和财产分配的指标，其含义只有一个：负债向收入中低端家庭累积，资产向收入中高端家庭累积。所以对于居民部门的风险需要分区域、分家庭进行分析，不能依靠总量平均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