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了解到，目前，金融界有两个令人挠头的问题：“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要回答上述问题，可引入笔者2013年构造的一个宏观金融指标——信用总量。在金融部门的资产方，这一指标涵盖金融部门为包括政府、企业、居民在内的整个非金融部门创造的债务融资工具;在金融部门的负债方，这一指标既对应着货币——银行的负债，也对应着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资产业务融资而发行的各种契约型或者准契约型金融工具。同时，笔者还想回答一个规范经济学必须回答的问题：“钱”应该去哪?

　　根据笔者调查，广义货币M2早已经不能反映“钱”的全部规模了：2009年，信用总量还只有M2的88%，而到2016年，信用总量相当于M2的1.2倍。换言之，有20%的“钱”不在M2的统计范畴内。如果进一步考虑随后讨论的金融部门负债，则M2遗漏的信息就更多了。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中原来以M2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至于“钱”去哪儿了，信用总量的部门分布提供了清晰的观察。2016年，在全部近182万亿元的信用总量中，政府部门为36.8万亿元，占比20%，较2009年上升5个百分点，其中：中央政府占比由2009年的11%下降到2016年的7%，而地方政府占比则由4%上升到14%;非金融企业为110.8万亿元，占比从71%下降到61%;居民部门为72.2万亿元，占比从15%上升到19%。信用总量的部门分布变化清晰地表明，虽然企业仍然是“钱”流向的大头，但危机后“钱”更多地流到了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与应对危机的扩张财政政策相一致，其他国家都是由中央政府增加负债。然而在我国，相对于其他部门，中央政府事实上是“往后缩”的。同时，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增长的企业部门在危机后也采取了相对谨慎的负债策略。相反，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成为增加负债、抵消经济周期性下滑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