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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正视农民工市民化三大矛盾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但是,国家发改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日前公开表示,各地特别是外来人口较多地区的实际落户进程仍不及预期。宏观统计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2016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7.35%,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1.2%。笔者认为,必须正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三大矛盾。

  大城市疏解人口政策

  与农民工更倾向于流向大城市之间的矛盾

  当前我国人口管理政策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意味着,只有在建制镇和小城市层面,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才不存在任何障碍。除此之外,农民工流入的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就越难就地市民化。

  然而,现实的尴尬在于,农民工就地市民化越容易的城市,对农民工流入的吸引力也越小,遑论让农民工落户定居。由于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不妨先看看流动人口的状况。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约四成的流动人口居住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约17%的流动人口居住在较大城市,而仅有约10%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完全没有落户限制的小城镇。

  而且“六普”之后,流动人口向大城市持续集中的趋势越发明显。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由于特大城市的收入水平高、公共资源丰富,前十位的城市集中了1/3的流动人口。事实上,由于流动人口增量难以提高,以及大城市在科技创新、交通通达、信息交流、国际竞争、文化影响、人力资源等方面对流动人口的强劲吸引力,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仍将高度集中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

  如果精准聚焦农民工群体,相关统计数据也反映了同样的流动趋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比重继续上升。在外出农民工中,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11190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66.3%,其中,8.6%流入直辖市,22.6%流入省会城市,35.1%流入地级市。而且,跨省流动农民工80%流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省内流动农民工54.6%流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

  这组数据说明,无论从哪个层面讲,农民工都倾向于流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问题由此而生,越是农民工流入集中的城市,农民工就越难就地市民化。以大城市为例,在严格的户籍政策下,能够真正融入其中的只可能是极少数幸运儿。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正在以严格的政策遏制流动人口快速增长,甚或加快疏解人口。2013年至2016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增幅持续快速下降,分别为29万人、16万人、3.9万人、2.4万人,而上海市常住外来人口规模在2015年首次下降,虽然2016年转为增长,也仅有4.4万人。

  大城市落户政策和农民工流动倾向之间的背离,使得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容易陷入尴尬境地:没有市民化障碍的小城市对农民工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而对农民工有吸引力的大城市,农民工又很难就地市民化。

  农民工收入水平低

  与定居城镇生活成本高之间的矛盾

  农民工市民化与其说是个体的自主决定,不如说是农民工家庭的理性抉择。市民化意味着长期定居,而农民工要长期定居城市,就必须综合考虑家庭收入水平能否承受定居带来的家庭住房、子女教育、自身乃至家庭成员养老保障等成本。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农民工很可能倾向于努力留下来、居于此。反之,哪怕没有来自城市方面基于利益考量而设置的市民化门槛,农民工也会因为高昂的成本而对市民化望而却步。

  由于工资收入是农民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妨看看农民工收入水平能否使其在城市立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572元,而同期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5631元,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只相当于后者的63.4%。而从2009年到2015年,这一比例分别为:51.9%、54.6%、57.9%、58.8%、60.8%、66.2%、65.0%。

  • 作者:佚名
  • 编辑: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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