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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奖得主余英时:哪里安身立命 哪里就是中国

  2014年6月21日,传来余英时先生获得“唐奖”的消息,这是台湾商人尹衍梁资助设立的科学奖,单项奖金约合一千多万人民币,成为目前全球最高的学术奖,唐奖有四个奖项,余英时先生获得的是其中的汉学奖。台湾学者李奭学的这篇文章,相信可以增进读者对余先生生平与学术贡献的了解。—编者

  华人世界的政治发展,余教授遥兮心系,学院派的“学者”一称恐怕再难描述其人,中国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士”,才是形容他的最佳词汇。余国藩教授在克鲁格奖的推荐书上即盛赞道:“余英时教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与经历都在反映这一点。”

  余教授相信,整体而言,中国的价值系统经得住现代化—甚至是后现代情境—的考验。中国人所应致力者,是赓续发掘本身已有的精神资源,“更新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庶几就不会在变局中迷失自己,甚而可以贡献一己,为万世开太平。

  童騃岁月

  1930年,余英时教授出生于天津市,本贯为安徽省潜山县官庄乡金城村。父协中公(1898-1983)尝留学美国,入哈佛大学,然未及毕业即返国任教上庠,并担任国府军政要职。1937年10月之前,除了天津外,余教授曾随父亲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和安庆诸城。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余父为避战祸,令余教授随伯父回到群山环绕的官庄祖居,一住八九年。

  官庄只有传统私塾,余教授上过三四年,从《三字经》和《百家姓》读起,其后,也听讲《左传》和《战国策》等书,开始与闻中国史籍。不过多年后,余教授回忆起这段童騃岁月,道是读来最感兴味盎然的乃中国古典小说。他从《罗通扫北》读起,继之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荡寇志》、《西游记》与《封神演义》等书,而且相信小说对他的“帮助比经、史、古文还要大”,终而使他“能掌握中国文字的规则”。余教授的中文造诣,因此始于文言文,包括稍长读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私塾的先生,甚至帮余教授打下古典诗的写作基础。

  中学适龄之时,余英时教授离开故里官庄,赴潜山邻县舒城和桐城继续学业。桐城系近世桐城派古文的发源地,余教授只受了一点算术和英文教育,时间几乎都用在课读中国古典,而且兴趣盎然。抗战胜利前后,余教授入高中,遂努力补足前此他几未受过的现代教育,而且考进父亲创办的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国共内战期间,余教授回到北平,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深入思考有关民主、自由、个人独立种种问题”,同时阅读梁启超、周作人和胡适等人的著作。他虽同情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却和阶级斗争论格格不入,思想走上了“温和的西化派”,影响深及尔后的学术发展。余教授系家中长子,国府仓惶辞庙之际,奉父命留守上海家中。同年秋,他北上考进协中公卒业的燕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中西史学。

  亲炙钱穆

  1949年底,协中公夫妇由台湾移居香港,隔年元月,余教授赴港和家人团聚,自此离开中国,变成“海外的流浪者”。其时钱穆(1895-1990)和朋友在港草创新亚书院,2月,余教授在协中公带领下经钱氏亲自考试,进入新亚就读。前此余教授已读过钱穆名作《国史大纲》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推崇备至,如今得以亲炙其人,遂开始多年温笃的师生之情,常以《国史大纲》小叩大鸣,进而专攻汉魏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如是者五年。

  1952年夏,余教授自新亚毕业,在香港小学任教两年。其间,余教授亦常叩门,私下向钱穆请益。钱穆移居台湾后,余教授每有来台的机会,亦必躬诣外双溪素书楼,闻问受教,一时传为杏坛佳话。钱穆本人是近代新儒家的典型,但他和别出儒如张君劢(188-1969)、唐君毅(1909-1978)等人有所不同,绝不以门户匡限自己,反而承袭了“北宋以来综汇经、史、文学的儒学传统”,尤宗朱熹。钱穆的身教与主张,日后对余教授有绝大之影响,终身几不以欧陆哲学家的语言讨论儒学。

  • 作者:佚名
  • 编辑:杰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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